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与话语生成 ——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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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旨在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对“人民”“民族”“政治”“实践”等标志性概念和文学与科技、文学与资本、文学的价值判断等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做出了“中国形态”的阐发与新释，并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返与拓展，以及和世界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话，开辟了“中国形态”的主体性与生成性的话语空间。“中国形态”研究既是向世界言说自身，又成为全球文学与批评研究的独特而重要的参照。而“中国形态”研究所具有的 强烈的未来指向体现出一种理论的穿透力，这种未完成性正是不断生成中的“中国形态” 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中国形态；理论特质；话语生成
作者简介
颜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
Title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and Discourse Becoming of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A Review on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ims to creative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o elaborate and re-interpret,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Chinese Form,” the representative concepts of “people,” “nation,” “politics,” and “praxis,” and the urgent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and capital, and the value judgment of literature. By returning to and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Marxism and pursuing the dialogues with other forms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round the world, the book opens up the subjective and generative discourse space for the “Chinese Form.”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Form” not only introduces itself to the world, but also provides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around the globe. The strong future orientation demonstrat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Form” embodies the penetrating power of theory, and such a state of unfinishability is exactly the charm of the “Chinese Form” which is constantly becoming.
Key words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Chinese Form; theoretical features; discourses becoming
Author
Yan F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yanfang@ccnu.edu.cn
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呈现正在生成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胡亚敏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以下简称《中国形态》）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中国学者的回答。① 该书努力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寻找言说自身的方式，承担起“向世界推出一批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概念和话题”的责任（胡亚敏 5），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理论生产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辟出具有主体性与生成性的话语空间。
01
当代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皆以特定的概念或命题的提出以及特定的问题意识作为其自成一派的依据，如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本雅明的“光晕”、阿尔都塞的“问题域”以及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等。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标志性概念和问题意识却未得到相应的彰显，“人民、民族、政治等概念似乎属于常识性词汇，很少被人讨论和追问”，“资本这个问题在以往文学理论教科书上很少论及，技术与文学的关系更是在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胡亚敏 236—237），有些话题虽然并非“中国形态”特有，但是其“中国印记”也没有得到充分阐明。
《中国形态》以鲜明的“当代建构”意识，提炼和重新阐发了“人民”“民族”“政治”“实践”等标志性概念，并对当今亟待解决的一些时代课题如文学与科技、文学与资本、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做出了创造性探索，勾勒出正在生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相应地，该书在文学理论写作体例方面主要采取“从概念和问题入手的方式”展开研究，力图既探究其理论特质而又规避本质主义窠臼，既不打断总体“形态” 的流动又从中抓取若干节点“锚定”。“人民”这一标志性概念居于整个“中国形态” 的核心位置，“人民”概念是“中国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能体现中国形态理论特色的一个核心概念，可视为中国形态对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11）。该书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重新阐释了“中国形态”中的“人民”：“人民”是“基于阶级而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常被认为是“空洞的能指” 相反，该书阐释了“人民”不仅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具有“具体性”的“人民”，而且是“由具有差异性的众多个体组成”的具有“非同质性”的“人民”，对“具体性”与“非同质性”的强调又绝非否定“人民整个概念”，而是与作为整体的“人民” 构成富于张力而又辩证统一的关系（21—36）。该书对“民族”也作了新的推进：“民族不是闭关自守”“民族不是回到过去”“民族不是群体对个人的压制”，从而突出了“民族”与“他者的映照”之间不可断绝的联系，以及“民族”与传统文化和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民族观之中对个体的尊重与保护、集体与个体的“互相支撑” 等（53—56），由此，“中国形态”的“民族”概念展现出符合当代时代精神的包容气象与格局。“政治”在“中国形态”中“占据特殊而显著的位置”，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该书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将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二者态势总结为“政治化（过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勾勒出其“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正因为政治形态的复杂变迁，审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也需要重新考量。该书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政治” 去总揽审美、政治以及二者关系，建立起“审美即政治”、审美作为“社会变革的前提” 和审美从“政治返回自身”的极具二律背反特质的丰富动力关系（100—102）。“实践”在“中国形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该书以“中国形态”的“实践”维度重新审视整个文学批评活动，对文学反映论与语言本体论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建构起主客体之间共生互建、生动有情的实践论范式：以“实践”维度统摄文学活动的主体、文本、现实与理想等方方面面（128—132）。“中国形态”深刻揭示了文学与科技之间既具悖论性而又充满活力的二律背反关系，呈现 文学与科技之间真实存在着的“内在联系与互相塑造”（如“科技的艺术化和艺术的 技术化”）、以及文学与科技之间“破坏”兼“补偿”的双重辩证关系（153—163）。文学与资本的关系是当代消费社会无可回避的问题。该书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 突出特征正是“文学与资本的联盟”，资本对文学既戕害又悖论地提供着“支撑和保障作用”，这就导致传统文学研究对文学属性的定义已不再适用，由此开创性地阐发了文学和文学生产的“商品属性”及“文学审美性、思想性和商品性的有机统一” （197—204）。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展望的社会理想，该书从“人的维度”“社会维度”“审美维度”这三个维度重新设计了“中国形态”价值判断的“价值域”，而其中“主导”和核心正是以“人的全面解放”为最高追求的“人的维度”（226—233）。可以说，该书每一个标志性概念与问题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生成性，每一个都构成辩证、 多维且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场域。
该书对“中国形态”的探究又不止步于此，“中国形态”为世界文学批评所提供的不仅是若干标志性概念和重要话题，更是一种具有强大生产与再生产能力的理论生成机制，即“一种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整体性构架”以及有“整体的特殊性”的“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方式”（9）。该书通过对阿尔都塞“问题域”（problématique）概念的新阐释，来类比说明“中国形态”所开创的是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问题域”差异的一整套独特的观察方式、提问方式、思考方式与表述方式。正是“中国形态” 所特有的“问题域”或“整体性框架”生产和再生产着标志性概念和问题意识。相应地，“中国形态”研究也对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做了重构：不再采用重在“历史描述和归纳整理”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而“主要是在逻辑层面完成，具有建构性的特征，体现为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4—5）。这也就意味着，该书总是在强烈的当代现实关切与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建构之中去呈现“中国形态”之延绵与流动。或可借用德勒兹接续尼采哲学而阐释的生成（becoming）优先于存在（being）的观点（Bolaños 63），来比拟该书的研究思路：“中国形态”不是某种“模式”、不是“一种固定或可以套用的样式”（胡亚敏总序 4），而永远是一种“运动中的形式”（9）。
02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何种关系？与俄苏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何以构成一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形态”？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绝不是一种独白与独唱，而是将自身嵌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版图之中，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做出了当代拓展，同时在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展示出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特质。
“回到马克思”的强烈意识贯穿于全书始终。重读、重返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是该书探究每一个“中国形态”的标志性概念与问题的原点与归宿。“中国形态”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 放的思想”是贯穿“中国形态”对每个标志性概念和重要问题讨论的“核心和灵魂”。“核心与灵魂”意味着“中国形态”的整体与局部无一不根本性地统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经典马克思主义之中“政治”所具有的三重含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政 治”“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作为人的解放的政治”）（71—78）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一种主客体“互相转化和互相塑造”的“对象性的活动”以及实践是“真正的物质的革命性的力量”（114—120）等论述正是“中国形态”的“政治”与“实践” 维度的逻辑起点。由此可见，该书全部章节的基本写作方式与思考路径：“中国形态”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来，经过对“中国形态”自身理论特质的阐发，最终“中国形态” 又将以自身的方式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去。
“回到马克思”还意味着“激活马克思”。该书以“中国形态”特定的“提问的方式”，富于洞察力地发掘出一些此前未受足够重视的经典文本或经典文本中的重要观点。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中的“人民”概念梳理的过程中，该书将“中国形态”中的“人民”作为“阶级集合体”的解释追溯至恩格斯少为人知的文本《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2—13），从而为“中国形态”的“人民”概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找到了源头。该书还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具有意识形态性论说的“先导” 追溯至马克思本人关于科技作为“观念的财富”的观点，从而为“中国形态”关于科技具有“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论说寻求到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回到马克思”、“激活马克思”又不等于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中国形态”需要“对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念或概念有所调整和发展”，“重新思考经典马克思主义已有定论或没有来得及解决甚至尚未触及的问题”（胡亚敏 6），因此，该书的“中国形态”研究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是机械地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理论视角去“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留白”之处，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内核对其作合乎逻辑和合乎历史的当代拓展，从而在21世纪的中国真切地激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时也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自身的理论特质。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政治维度的基础上，该书着力阐释了“中国形态”中的“政治”与文学的特定关系，阐明“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正是“中国形态的鲜明特点”。该书继而发现，“意识形态诸形式中究竟哪一个起主导作用”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空白” 之处，而恰恰是毛泽东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将“政治提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键位置”，给予了政治与经济一样的“对文化和其他意识形态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的地位（70—78）。该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做出反身性观照，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性质”，且更多地是看到“科学技术对文学创造力的限制”（148），因此，如何在当代语境之中思考科技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未竟之处正是“中国形态”从“科技”维度担负起开创性研究的使命所在。
“坚持差异性研究”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最好选择”。俄苏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该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重要参照系。就俄苏马克思主义而言，“中国形态”虽然深受其影响，但理论旨趣已经与之产生了根本分野。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中国形态”研究有“学无中西” 的胸襟，然而却还需“辨析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遮蔽” （238）。如果说俄苏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那么在“中国形态”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恰恰成为了“中国形态建构的基石”，从而积极主张“文艺为人民”的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1—29）。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是，该书始终将对科技问题的讨论历史化地置于作为“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的中国国情中加以讨论，并非简单地全盘否定科技，反而旨在重建文学与科技更为复杂的辩证联系。
可以看到，作为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既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局部的延伸，又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零星的修补。“中国形态”将俄苏形态、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置于中国立场与当代立场的观照 之中，在其未言说之处言说，照亮并填补其他形态的“盲点”，进而在开辟新的疆域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其他形态的吸纳与超越。
03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而且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不仅是“中国形态”向世界言说自身，在“中国形态”之中更可以照见世界，“中国形态” 也因此理应走向世界。“人民”所指向的文艺为谁创作、“民族”所指向的民族认同、“政治”所指向的审美与政治的关联、“实践”所指向的主体与现实和文本的交互关系、“科技”和“资本”所指向的文学和艺术本质的变革、“价值”所指向的“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世界文学和文学批评所普遍关切的议题，而相比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些议题是在“中国形态”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经验之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与鲜活凸显，因此，“中国形态”切入这些世界性议题的思路与方法应可为世界文学与文学批评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参照。“人民”为例，该书所倡导的且其他形态所未曾凸显的“人民—读者”维度，即基于人民主体性的对读者地位的高度强调，从读者角度深刻阐发了“作为文艺接受者的人民”以及“人民本位”的文学批评标准，并对当今文学创作中的“救世主心态下对人民的俯视”以及商品拜物教驱动下的“人民膜拜”作了双重批判（26—34），这无疑是对当代世界文学批评中读者理论的丰富。当把“民族维度” 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时，该书开创性地阐发了“开放的民族主义”的批评立场，“开放”与“民族主义”看似“具有悖论性”但又并不互斥，而是可以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张力而又趋于统一的共同体：二者的关系类似“同心圆”，其中以“民族”为“同心圆” 的圆心和定力，而以“开放”作为民族发展的动力（61—69）。故而“中国形态”的“民族” 概念既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民族特性的深切召唤，又是对与世界文学和文学批评共舞的诚挚邀请。与此同时，也是对世界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问题的富于创见的探索。“中国形态”在接续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超越了对科技基本持悲观态度和对资本基本持绝对否定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展示出“文学与科技相向而行”的真实状态与未来图景（159—161）；“中国形态”对文学“商品属性”的承认与展示，以及对文学作为“审美、资本与政治的综合体”的揭橥，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康德意义上的艺术自律论的终结（202—204）。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形态”突破了西方传统的文学与审美研究框架，为世界文学批评的科技观、资本观、文学属性论的范式转换做出了重要贡献。
形形色色的文学终结论、文学死亡论无疑是当代世界文学批评所普遍面临的更为宏大的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别求新声，从理论上有力地为文学与艺术“赋能”，为世界性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合法性危机提供了别样的破解之道。面对 “科技”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的冲击，“中国形态”坚定地主张文学不可能消亡，“文学始终是人类想象和激情的家园”，从而有力地反思和驳诘了黑格尔式的艺术终结论（159—160）。该书在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民族理论提出质疑的前提下，重新厘清了“民族”的内核：“在当今社会，语言、人种乃至经济生活都不足以成为区分民族的根本尺度”，而“民族的核心”不在于别的，正在于“文化”，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58—61）这种以文化（而不是其他因素）为根本基石的“民族”概念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审美、文化之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功能和重要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在重建“中国形态” 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该书重新阐发了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感觉 的解放”的思想以及文学活动“在人的感觉的解放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21—226），由此，论证了文学、审美与人类的全面解放以及与人类崇高社会理想的实现之间的直接而深刻的关联，这无疑是对文学与审美所肩负着的历史使命的隆重“加冕”。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不只是朝向过去的单向度回溯和后发式的总结，而是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若干维度之中非线性游弋，既对过去与当下进行审视与引导，更展现出强烈的未来指向与先锋意识。该书阐发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种新型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艺与人民、尤其是与生成之中的“未来的人民”的“互动、互塑”关系（36—38），由此，“人民”这一标志性概念就不仅是对既有经验的总结，更成为具有未来穿透力的理论预言。该书对“实践”概念本身作了反身性思考，以“实践”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呈现的复杂样态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先锋性的问题：比如，实践（尤其是艺术实践）是否包含“无意识”？实践“是否全部合乎目的”？以及“实践的有限和无限性”“异化的辩证法”（132—134）等等，揭示出现有的“实践”概念与现实的实践之间的某种错位，以及在这错位中所蕴藏着 的未来“实践”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中国形态”绝非在前现代的乡土之中固步自封，而是如其所是地直面科技所带来的冲击，并先发性地加以预想和预判乃至提供相应策 略。可以说，“中国形态”的理论效力始于过去，源于现在，而其巨大的理论动能，更来自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与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先觉与介入。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话语体系本身仍是未完成的，这未完成性恰恰是这一不断生成的理论体系的魅力所在。在“中国形态”这一“整体性构架”或系统性的“提问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新的研究对象还将被“看到”，新的理论景观还将被展示，新的标志性概念和问题或者切入既有概念和问题的新的方式还将不断生成。该书从不试图截断、固化和垄断“中国形态”的流动，而是希望在变动不居中去呈现“中国形态”，并谦逊地认为对上述标志性概念和问题的讨论还存在“歧义”和“空白”、“这些概念或问题引发的思考甚或多于已经阐述的内容”（239）。该书绝非森严幽闭、遮云蔽日的城堡，而是没有围墙、不设阻障而不断延绵的丰饶花园，其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邀请着更多的耕种、培植与生长。
责任编辑：刘云飞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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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珍钊 | 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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